[雷跃捷]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的新闻宣传思想

2020/04/15 21:24    阅读:

 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的新闻宣传思想

 

 

 

【内容提要】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舆论环境和现实挑战,再度认识、思考和总结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宣传思想,从中汲取其理论经验,对于推动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实现为党、国家、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体目标大有助益。



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列宁果断提出将主要矛盾转移到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报刊的任务和作用也顺应发生变化。列宁适时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新闻理念,对报刊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理念作了符合实践规律的阐述,同时总结出抓典型报道,走群众路线、实行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等一系列指导新闻实践的具体方针原则。一方面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匡正本国新闻理念,积极有效应对国际舆论的作用。

一、报刊定位:报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十月革命后,民众对政治言论的需求不断下降,对经济等日常信息的需求不断上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报刊最重要的使命也应从政治论战转向经济建设。对此,列宁提出,报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要求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1]

然而,受到旧习惯、旧传统和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苏联报刊在实践中并未及时调整编辑方针,仍然存在过度报道政治琐事、领导人物个人问题等现象。对此,列宁进一步提出了更具体的执行措施。包括从理念上向“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转变,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抓取生动案例,并且公开树立正负典型,发挥榜样和批评的力量推动报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转重心——“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

面对当时国内的新闻实践情况,列宁指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嚣——占的篇幅太多了,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事实的报道占的篇幅太少了。[2]为扭转报纸政治空话多的弊病,列宁提出少谈些政治,多次强调要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应当少费一些篇幅。[3]同时列宁也辩证地指出,少谈政治不等于不谈政治,谈论这些是需要的,指出这方面的每一件新事实也是必要的,但不要写文章,不要重复,只须用几行,用‘电讯体裁’来抨击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策的新表现就可以了。” [4]

在要求报刊减少报道无关紧要的政治信息的同时,列宁还号召报刊要多谈些经济,并且对于如何报道经济给出了具体指导。列宁要求经济报道避免沦为“一般的”议论,空洞的评述等,而是要通过提供有关经济的经常而真实的材料,在系统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如实反映生产实践中的最新问题并进行科学地反思和总结,真正起到推动实践进步的作用。

(二)接地气——“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在关于使报纸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相关论述当中,列宁特别强调,报纸要用生活中生动而具体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曾多次批评报刊缺乏报道平凡的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现象,而这恰恰是报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5] 对此,列宁主张新闻报道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再号召新闻工作者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他说,“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关心和诚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农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6]

(三)抓典型——报纸既是红榜,又是黑榜

在怎样设立“红榜”方面,列宁主张报纸大力宣传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成果,“用一切办法使它们中间的某些组织变为模范组织,宣扬它们并详细描述在模范的共产主义下能够怎样节省人力,怎样便利消费者,怎样节省产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怎样改善卫生条件……”[7]通过榜样的力量,强化社会激励效果,从而进一步作用于社会主义事业。

在强调榜样作用的同时,列宁也特别重视对负面典型的批评。彼时国内尚残存大量资本主义陋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和社会弊病也逐渐浮出水面。然而,针对这些问题,当时的报刊却缄默不语或呈现官僚式的敷衍态度。对此,列宁号召报纸要设立揭发坏典型和落后工厂的黑榜,“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我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8]他指出,报刊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职责;只要默不作声地容忍这样的工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刊物。从根本性质的角度对报刊批评、揭露的职责进行了论述。

二、理念廓清· 实现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列宁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推翻沙皇统治,夺取政权时期,列宁倾向于认同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理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面对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报刊的大肆抹黑,列宁对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以及本国所要奉行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9],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详尽的论述。

首先,列宁明确地从阶级性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平等本质上是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都使用了全部力量,财政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来取缔工人报刊:控告,逮捕编辑(或雇佣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电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不能弥补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10]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所以,“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利,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11]

因此,列宁认为,要彻底地实现出版自由,必须全部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纸,“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2],在物质上保证群众享有出版自由。

同时,列宁清晰的认识到广告是报纸的主要物质基础。他一方面反对禁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报纸中的广告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列宁于19171121日签署了《关于国家统一管理广告业务的法令》。该法令“宣布在定期报刊、书籍和戏单上刊登有价广告的业务,向书亭、邮局以及向其他单位散发广告的业务,均由国家统一管理。”[13]通过对广告的垄断,保证苏维埃政府的出版自由不具有虚伪性,避免广告对无产阶级报刊的控制和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

列宁在本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闻实践的新观点、新理念,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入了新鲜的、来自实践的血液,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不仅有效指导了本国的新闻实践,也对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步入新的时期,于此同时,新的舆论环境下所出现的思想多元、意识形态复杂化、舆论纷争、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失范等问题,对我国做好意识形态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或许应当从理论层面入手,重新研读和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经典论述,从中进一步挖掘理论精髓,寻找解题思路,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良性运转。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188页。

[2]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1-83页。

[3] 《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496页。

[4]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1-83页。

[5]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6]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页。

[7]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392页。

[8]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9]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

[10]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

[11]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8页。

[12]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4页。

[13] 《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623页。

 


作者简介

    雷跃捷,中国传媒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岳麓学者,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或讲座教授。曾担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首席专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新闻理论》《媒介批评》《舆论引导新论》等著作15部,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50多篇,多年来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工作,主讲的《新闻理论》课程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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